1．汉代经济生活里的竹
    竹子与汉代人们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在马王堆出土的竹制品中，涉及人们经济生活的文物种类最多最全。竹编织口在西汉经济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马王堆出土的就有竹席，竹篓，竹筒，竹扇，竹笥，竹筐，弁等。在马王远离考古中，挖掘出青色的膏泥和木炭后，首先见到的就是竹筑。如一号墓盖的竹席有26张组成，每张长2ｍ、宽1ｍ，共分四排平铺。而3号墓的竹席仅有一张，面积25㎡。竹席的编织方法和现代赏见的编织工艺几乎相同，上面分布着红黑相间的人字纹几何图案。在墓主的周围，有四个边箱，其中北边的头箱为堂屋和居室，为"正殿"，其底部也铺着竹席，估计是用作地毯。值得惊奇的是，刚出土时的竹席都呈嫩绿色彩，光亮如新，但仅过十几分钟，就已全部变成黑色的朽物。
　　竹笥和竹篓是西汉重要的日常生活竹编器具。在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竹笥，竹篓48个，3号墓也有40个，两个墓共计78个，其中有70个放食品，2个放中草药和香料，2个放衣物，8个放成幅丝织品和模型明器等物，还有1个放郢称，"半两"等泥质幂钱。郢称为战国时期楚国的金质货币，这些泥版在制成后，在字而上涂一层黄粉，再经火烧，以象征金牌，它们称作"土金"，合计300余块，被盛装一件竹笥之内，寓意金千斤。不过，按照同墓出土的竹简记载，这些"土金"应该有两笥，合计1000㎏。半两钱则是西汉早期的通用货币，这些泥质关两钱在竹简中被称为"土钱"，约40篓，每篓约2500-3000枚，它们皆模制，上有凸起的"半"和"两"两字，寓意千万钱。
　　竹筐也是西汉重要的生产工具，在3号墓坑的北壁就挖掘出了圆形竹筐和铁插。显然，这是2000年前筑墓的主要工具，只不过当时筑墓者出于什么原因，将这两件工具遗落在填土的混合层中，留给了后人一个考察研究的机会，竹筐出土时已被泥土压扁，其中有半边残缺不全。尽管如此，考古技术人员还是根据它的整体形状作了较为准确的推算，筐的口径约为43㎝，通体用楠竹青篾编结，其编结方法为周身用20道筋和9道绞蔑编成人字形交叉绞口，筐孔较大，边沿上有对称的绞篾提手两个，通体结实牢靠，显然是装土的实用工具。
    马王堆1号墓 出土的大扇小扇 各一件，同出土竹简记"大扇 "、"小扇"。表明"扇子"一名在西汉也经出现。当时的扇 子整体呈刀形。大扇扇面用细篾条作双经单纬平编十字纹，外侧单层，内侧三层，周边两面用竹片相夹，以细篾捆牢。靠近竹柄处留出两个长方形孔，孔的上下两端编织成镂空的六角形花饰。扇面两面又用两条横向，两条纵向的宽篾夹住，在两条横向的宁篾未梢劈成篾丝弯成对称的双钩状。扇面外缘用细篾条绞锁。扇柄系一竹竿，上部劈成六条，夹住扇面的内侧边，瑞用细篾条捆扎牢固。扇面外侧长57.2㎝，内侧长63.5㎝、宽39.7㎝，扇柄残长122.2㎝。小扇扇面用细篾一编人字纹，外侧单层，内侧双层。两端分别用宽竹片相夹，以细篾捆牢。柄下部用细篾编扎人字纹。扇面外侧长25.5㎝、内侧长29.3㎝、宽19.7㎝，柄 残长38.8㎝。
    弁是上小下大，两侧出耳的帽子。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这件弁，属溱丽纱弁，通高27㎝，宽约15.5㎝。它由丝线精心编结而成，中间菱形网眼细密，均匀，外表再髹以漆，使之硬挺，滑爽，光亮，并具有耐水，耐腐蚀等特性。当时人在戴弁时，下面一般不以竹丝作支撑，如甘肃武威磨咀子新莽时期的62号墓墓主人被殓葬时所戴的一件漆丽纱弁，即周围裹以细竹筋，项部用竹圈架支撑。
　　漆器是中化民族献给人类文明的一支奇葩。竹胎是古代漆器可用为胎体的重要材料。就像宝马配好鞍一样，保存这件漆丽纱弁的漆奁亦十分珍贵，在中国漆工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据《仪礼•士冠礼》郑玄注："筐，竹器名，今之冠箱也"。表明这件盛放弁的漆奁在当时应称作筐。它长48.5㎝，宽25.5㎝，通高21㎝。
    勺是人们最常用的饮食用具之一。人们从尊鼎等大酒器和食器中舀酒或捞取食物。马王堆1号墓中出土的两件竹胎漆勺，不仅保存完好，而且装饰华美，令人称汉。这两件漆勺在竹简中被称作"（肆）髹画勺"。它们由头号与柄榫接并加竹钉结合而成，头号以竹节为底，作筒形，柄以长竹条雕制。头号内髹红漆，光素无纹；外涂黑漆为地，上以红漆描饰花纹，其中氏部绘一四出柿蒂纹，外壁饰一周由鸟头纹和几何纹相间组成的纹带。柄部三段装饰；近头号一段略窄，中部浮雕编辫纹，上髹红漆，编辫纹上下雕三条透孔，周边以红漆描饰线纹，近下部一段还涂以红洒脱横带，并勾以云纹；柄端一段中部髹红漆为地，上面浮雕龙纹，龙昂首吐舌，身躯弧曲，长尾上卷，正举步奔腾向前，龙身涂黑漆，鳞爪等部位再描以红漆。它们结合使用描漆，雕刻两种工艺技法，装饰精丽，堪称西汉日用漆器的难得珍品。
　　筷子也是及我常用的饮食用具，在1号墓出土的云纹漆案上的五件小漆盘内都盛有食物，如牛排骨，雉肉、鱼、面食等。还有一件签署内放有用竹签串连的烧烤肉食。盘上的一双竹筷显然是用来夹取食物的。先秦时，人们多用手取食，而汉初贵族已经改变了旧习，开始用竹筷进餐。
　　在出土食物中也有竹笋、竹鸡等，可见笋已成为西汉的重要菜肴之一。
　　笄、篦等也是西汉人们的主要装饰品或日用品。笄用于推髻。马王堆因出土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的软体女尸而震惊世界。而她的发髻上就插有竹笄、角笄、玳瑁各一件，笄稍弯曲，长19.5-24㎝，梳具11-20齿。这种梳形笄或可视为后世南方妇女以梳篦髻上的滥觞。篦从梳分离开来，篦齿细密，梳齿粗疏。竹篦在2号和3号墓均有出土，墓主分别为长少承软候利苍及其儿子，不知为何，使用的均为男性。
　　从出土文物看，竹钉也是西汉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材料，如歌俑是以竹钉钉在木板上的，而漆勺头号与柄榫接也用竹钉结合而成，《世说新语》："官用竹，悉令争光厚头，积之如山。后醒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又云；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乃超两结阶用之。
    还值得一提的是西汉的白膏泥的防腐技术。在清量马王堆1号墓时，人们曾在白膏泥中发现一些色泽如新的竹叶和竹片。在清理3号墓时，人们又在白膏泥中发现了20多处仿佛是刚铡采摘下来的呈嫩绿色的竹叶、20多件青绿色的竹片，竹管和竹棍等。就是在盗掘十分严重的2号墓的发气过程中，仍在其白膏泥中发现的一些绿色的竹棍，竹片和木悄，草根等。最初人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的人怀疑这是发掘 时风刮进来并粘在白膏泥上的。但是，经过仔细的发掘，白膏泥中又出现了几处新鲜的树叶，这时人们才想念它们真的是2000多年前的遗物。然而，这些看上去新鲜的树叶，没过多长时间况慢慢变黄，变黑了。当直接用白膏泥再次将青翠的毛竹包裹起来，希望能够长期保存原来的样子时，仅过两天，毛竹同样也变黑并二缩了。更为神奇的是，经科研人员借助电子显微镜观察，这些古代千篇一律睛的细胞，其形状和结构都有与新砍伐的新竹几近相同，这也是说明，西汉时期湖南长沙一带分布着大面积的毛竹林。

　　2．汉代文化生活里的竹
　　竹子与汉代人们的文化生活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马王堆出土文物中，有关文化生活的竹制品非常丰富多彩，涉及竹筒，乐器，乐舞俑，体育等。
　　竹简是所有出土竹制品中数量最多的，约623枚。内容主要有《遗策》、《十问》、《天下至道谈》、《杂禁方》等。同时还记载了随葬品的清单等。竹简是中化民族古代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在纸出现前后的一段时期，竹简是最重要的书写材料，流行于战国，西汉到魏晋升时期。马王堆出土竹简长27.4-27.9㎝，颜色浅黄，皮色灰绿。因此，要写成一篇文章或一部书。通常要用许多支竹简。为了不致散乱，也为了新闻记者的方便，当文章或书写成之后，就要用丝绳工者皮带，按文安的先后次序将竹简编辑起来。这种编就的竹简就称为"韦编"。竹简被篇成卷后，称为竹书，由于竹简容字少，体积大，所以书写，携带都不方便。如传闻孔子在阅读《周易》时，曾先后将用牛皮丝带编者按在成的竹书，翻断过3次，据说当年的秦始皇每天批阅的简牍公文，以一石（520秦斤，约合现代25㎏以上）为度。西汉时，著旬的滑稽书生东方朔，曾写过一篇秦章给汉武帝，共用竹简3000多支，由两位大汉才抬进宫去竹书笨拙与沉重可见一斑。
　　讲到竹简，就必须提及古代的笔。中国古代书写以使用毛笔为主。据考证，毛笔的使用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但今天能看到最早的笔的实物分别是湖南长左竹质。马王堆蝇未出土笔，但书写工具毫无疑问是毛笔。东汉蔡邕的《笔赋》是最早对毛笔形制加以描述的："削文竹以为管。加漆丝之缠束，形调抟以直端"。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和甘肃武威磨嘴山东涨墓也曾分别出土两枝毛笔，如前者一支长24.9㎝，竹管细捷，笔头尚有墨迹，笔锋圆健，有笔筒。另一支长24.8㎝，直径0.3㎝，笔杆为竹质，笔尾削尖，下端略粗，直径0.5㎝，有笔腔，笔毛已朽。出土时笔杆插于笔套里。笔套为竹质，一端为竹节，一端打通，长端削尖，一端有笔腔，直径1.5㎝，可以把整支笔都放进去。后者竹质实心笔杆，长20.9㎝，直径0.7㎝，一端削尖，一端有笔腔，直径0.6㎝。笔毫已无。笔腔外缠有细丝，涂有漆汁，并刻有"史虎作"3字。
　　竹简和毛笔的发明和创造，为汉字字体从甲骨文演变为篆书奠定了物质基础，因而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备受注目的文化现象之一。竹字头的文字也以6个增加到了152个。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这152个竹字头进行了全面解说。据统计，这些文字主要涉及专业述语、生产工具、生活工具、文化和政治五个大类，分别约有25个字，36个字，43个字，35个字，13个字，文化类中乐器有15个，政治类中兵器有9个，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时期竹子的繁荣。其用途主要体现在竹编，竹简，竹制乐器，弓箭等四个方面。
　　竹制乐器是马王堆出土竹制品中最为精彩的。竽对中国人来讲，并不陌生，特别是那个"滥竽充数"的故事已使竽近乎家喻户晓。竽是一种高级的管乐器，在春秋，战国时期曾颇为流行，甚至齐宣王使人吹竽必须要300个同时吹，这才使得南郭处士得以混迹其间，而当齐泯公继位后，喜好一个人吹竽，南郭处士也只好逃之夭夭了。汉代，竽仍然被大量用来演奏，马王堆1号墓和2号墓中均出土有竽。这两件竽，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均属西汉早期。竽通高78㎝，由竽斗，竽管，竽簧组成。竽斗木制髹色漆，斗上凿26个斗眼，分两排，每排11个斗眼，两排之间内侧还有4个斗眼。竽管有单管和折叠管两种，均竹制，单管22根，管径约8㎜，长短不一，最长78㎝，最短14㎝。分别安插在22个斗眼上，并用篾箍加固，最长管插在正中间，两侧管长度依次递减。每根竽管的下端都有簧片，大小不一，长1.3-2.35㎝，竹皮制成，簧片上端多粘有"点簧"，用以调整簧片振动的频率，控制音高，竽嘴木制，接在斗前侧正中，长28㎝。
　　虽然马王堆1号墓漆竽为明器，但并非一切皆昌率，与之同时出土的竟然还有一套用于调音的竽律管，只不过也是明器罢了。这套竽律管共由长短不一的12支管组成，长10㎝-17.65㎝，它们均由刮去表皮的竹管制上部墨书十二律吕--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和应钟的名称，出土时放置在由乘云犭和黄绢颖制而成的竽律衣的12个筒形袋内，因系明器，其放入墓室时有的顺序错置，有的甚至连律名都出现误标现象。经实测，一些竽律长的长度和高音均不符合实际要求，大多数律管都超过了实际的长度。尽管如此，它是目前发现的惟一一套完整的汉代律管。
　　以笛为代表的单管乐器制作简单，携带方便，长期以来一直深爱国人的喜爱。它在中国起源很早，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就曾发现有七孔的骨笛。因孔数的多寡不同及吹奏方式的区别，中国古代的单管乐器有龠，笛、孤和虎的区别，如笛属直吹的多孔乐器，虎则为横吹的多孔乐器。虎以竹制作，以吹孔上置翘而富牲，管上面所设的指孔多寡不一，少的6孔，多的达10孔，尚未处于定型阶段。如《尔雅•释乐》郭注：虎，以竹为主。长尺四寸，围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翘，横吹之。小者尺二寸。《广雅》云：八孔。马王堆3号墓出土有两件竹虎，对研究虎类乐器的发展演变有重要价值。这两件虎同出于一件漆方奁内，出土时被卷在竹简的中心。它们皆以竹管制成，一件长24.6㎝，另一件长21.2㎝，糨们上端保留有竹节，一端中空；一面被削平，上凿出大小不同，间距不等的36个洞眼，另一面近中部亦凿有一洞眼，近竹节处则设一长方形吹口。它们与东汉蔡邕《月令章句》中的虎六孔，有距等载大体吻合。
    博即博《说文解字•竹部》博，局戏也，六箸十二棋也，古者乌曹作博。在各种下棋娱乐中，博戏出现最早。秦汉时期博戏已极为流行。马王堆3号墓出土了最具代表性的整套投骰博具。这套博具放置在漆盒内，由局，棋，箸，骰等组成。其中有长竹箸12支，短竹箸30支。

　　3．汉代政治生活里的竹
    兵器在汉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极为重析地位，而弓和箭又是主要的兵器之一。早在渔猎时代，先民们就会制作和使用弓、箭是配合使用的远射程兵器。原始的弓是用单片竹材和木材弯曲到一定弧度时，两端缚以动物筋、皮条或麻绳的弦，即成为弓；原始的箭是削尖的竹杆或木棍。随着技术的进步，原始人逐渐学会了在箭端装上石制或骨制的尖头--镞，借以增强杀伤力；经后又学会在箭尾装上鸟类羽毛制成的箭羽，借以增强箭矢飞行的稳定性。弓则由单片的竹材或木材发展到综合利用竹、木、动物筋和胶等材料制成的早期复合弓，大大增强了弓体的韧性和强度。《吴越春秋》中的《弹射》中记载的老民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它表现的是古人用竹制上射远器具狩猎 的情景。人们用弓箭射杀飞禽走兽，获得自己生活所必需的食物，也用弓箭休养死仇敌，以保护或夺取自己的利益。西周时期，弓箭随身携带，使用更为广泛。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张骞率领的人都身背弓，腰携箭。汉代名将李广，箭威震边隆重陲，箭法高超，据《史记》载他射石壮举，饮石没羽。李广的马都尉李陵在汉匈天山之战中，独率射术精湛的5000步骑军，以大车为营，以弓箭猛射匈奴军，使匈奴非常害怕。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兵器有38件，其中有竹弓2件，长约140㎝，比战国弩弓宽而且厚。由四股丝绳绞成的弓弦弦径有0.5㎝。说明当时由于军事上需要已造成出了弹射力较大的强弓劲弩。出土箭24枚，由于是专为死人随葬而制作的兵器，并非实用兵器，镞是用牛角做成的三棱形镞，较短小，箭秆的似为芦苇杆做成。
　　同时出土的还有两件弩，弩臂是用木制髹溱，但弩上用的弓和箭大都是竹制的。有研究者主人为，弩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发明的，在当时是一种便于瞄准和远射力强的新式武器。
　　"揭竿而起"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历史。讲的是陈胜呈广发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秦王朝，推动了历史的前进。竿不仅是一种兵器，同时也是鼓士气、壮军威的旗秆。马王堆1号墓和3号墓也出土了旗秆，不过它是竖立在灵枢前以标识死者姓名的旗幡的铭旌旗竿。
　　在马王堆出土的书籍中，有一本名为《符录》。符录是道教法术之一。这里先不谈该书说些什么，就从这个符字说起，符，又称符牌，是从古至今被广泛使用的一种凭证，其中最重要的是莫过于兵符中的虎符。虎符是古代朝迁传达命令或片调兵将用的凭证，用竹本或金、玉、铜制成，双方各执一半，合之以验真假。汉代分与郡国守相的信符。右留京师，左与郡国。汉书文帝纪二年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相传，姜太公发明了"阴府"，后又发展为"阴书"。何谓"阴书"？即把书信内容，写在一块竹板上，然后一分为三，派3名使者，各持一志。分3路送往目的地。这样，连信使也不知所送信的全部内容，只有3志竹板合符，才能提示全部内容。这故事也见载于兵书《六韬•龙韬》。
　　"符"又源于"节"。传说姜太公佐周文王打天下。有一次，太公所率周兵被敌军包围，粮尽兵疲，十分危急。太公派信使突围求授，可信使与文王素不相识，空口无凭，怎么办？太公急中生智，将身傍的钓鱼竿拿过来，折成数节，并以一节代表一事，让信使记下。信使见到文王，一节一节将事说清了。文王将几段竹节合起验看，果然是太公的钓鱼竿，遂发兵往救。这些传说，显然有很大可能是后人的附会。可是，它所提示的断竹为节，剖节为符的符节发展史的序列，是比较合乎情理的。最早的节，大概就是一段带节竹管，先秦时称之为"管节"。管节的始初，有可能就是先民盛箭用的竹筒，名日"矢箭"。古代猎人相遇，交换矢箭，是否有根据呢？汉代君王发给郡守的竹使符，就是盛在竹管里的五枚竹箭吗？其箭只有5寸长，显然是象征性的。商甲骨文中的"箭字"，也画作一箭筒中装两枚或三枚箭。"竹符"与"箭"的象形，如出一辙，显然不是偶然的。考古发现的战国时代的鄂君启节，是楚怀王在公元前323年颁发给鄂君启的通过水陆关卡的免税凭证。分"车节"和舟节"，是青铜墙铁壁铸成的，可是仍铸成带节竹板的形状。有趣的是，鄂郡启节共发现5格，合起来恰恰相反是一个完整的带节的竹筒 。看来作为凭信物的节，的确是从竹起源的。铜、玉或角制的节，都是后起的。
　　正因为竹子不仅是汉代生产生活的材料，而且也是制作战争兵器，如弓箭的原料。我国汉代，在陕西关中地区的渭河流域，已有大面积人工经营的竹林，并从竹林中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所以，汉代至唐代，在今河南博爱、陕西周至等地，设立了专门管理竹子的、司竹监官员。可见当时封建王朝政府的重视。《史记•货殖篇》就有"渭川千亩竹，其人富同千户候等到"的记载。

    4.结束语
　　综合所述，马王堆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古代的"竹子博物馆"。面对这竹的世界，竹的殿堂，我不禁又想起了汉武帝用竹子建造的"竹宫"。《汉书•礼乐志》载："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圆丘……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三辅黄图》载"竹宫，甘泉祠宫也，以竹为宫，天子居中"。耙汉代在今陕西长安就有"竹宫"，汉武帝曾住过，因夜见神光，于此宫望天而拜，此后便改作祠坛，名"甘泉祠宫"。诚然，我不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学识有限，很难对西汉的"竹子文明"作深入研究，但从我记住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一句话"中国曾是''竹子文明''的国度"来大胆推断：中国汉代也曾是"竹子文明"的时代，这一"竹子文明"主要以编织为主的竹子生产、生活用品，以竹筒毛笔为主的竹质书写材料，以弓箭为主的竹制兵器，以152个竹字头文字为主的有关竹的文字和文学，以笛、笙、竽等为主的竹制乐器等五大要素构成。前三大要素构成了西汉竹子的"物质文明"，后两者构筑了西汉竹子的"精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