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业化作为工业化的一种形式，自然要以我国所处工业化水平为基础并反映人类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和标准。同时，它作为工业化的新类型，必然具有不同于传统工业化的本质和特征。
一、以信息化为新的带动力和标志
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进入信息化时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先工业化后信息化。但其工业化的过程本身就是科学技术机械化的过程，工业革命也称之为科技革命，工业强国实质上也是科技强国。导致整个人类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即是以当时最先进的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动力和标志的，因而也称为第一次科技革命。而英国之所以能首开工业革命的先河和雄居“世界工厂”的宝座，正是因为它孕育了牛顿的力学、凯伊的纺纱飞梭等划时代的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发明。引领人类进入“电力时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或科技革命，是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动力和标志的，而美国、德国之所以能打破英国的霸主地位，分执世界和欧洲工业之牛耳，也缘于它们对英国电力技术的超越，特别是拥有强大的技术运用和传播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的推动人类进入经济和现代化新时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以信息化为动力和本质特征的。科学技术由原来作为包含在劳动、资本中的因素，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独立和主要的力量。发达国家继续处在新时代的先导地位，正是因为它们拥有科技上优势。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角色的转换，也取决于科技力量的变化。日本到1983年在世界159项关键技术中，除10%落后于美国、西欧外，同时领先和接近它们的分别占25%和24%，因而经济上显出超欧逼美的态势。而美国从90年代开始，正是因为集中了世界几乎所有电子计算机技术重大发明，踏上“信息化高速公路”，重新扩大了与日本等国经济上的领先优势，巩固了世界唯一经济超级强国的地位。
我国解放后不久也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但由于忽视科学技术和对外封闭，工业化长期和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相脱节。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加快了工业化与科技结合和追踪世界最先进科技的步伐，但工业化的任务仍未完成，仍面临着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差、可持续发展能力弱等问题。因此，必须遵循 “科学—技术—生产”的工业化客观规律，切实把科技置于工业化的首位，学习先进工业化国家以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动力的成功经验，用标志经济和现代化新时代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1）带动工业化加速发展。我国工业化总体处于中期阶段，一些重要指标甚至处于初始阶段，而信息化具有速度快和领先的优势，可以带动工业化速度的提高，缩短工业化的时间。
（2）带动工业化质量的提高。与速度相比，我国工业化的质量问题更加突出，而信息化具有档次高和技术密集的特点，可以带动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3）带动工业化面貌的改变。我国过去确立的工业实现目标缺乏反映当今现代化的指标，而信息化具有现代化主要动力和标志性意义，可以带动工业化内容的更新，武装工业化的面貌。
（4）带动工业化整体的协调。工业化不仅表现在工业产值的比重上，而且反映在各个产业内部和相互之间结构优化升级，与城市化、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以及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程度上。而信息化具有渗透力强和关联度高的作用，可以主导工业化朝结构优、持续能力强、国际资金等资源利用率高的方向发展。
二、以工业和相关经济结构优化为基本特点
世界工业化本身演进的基本趋势和一般规律是：工业结构依次经历轻纺或劳动密集型、重化工或资本密集型、信息或技术密集型三个阶段；产业结构重心首先由农业向工业过渡，然后由工业向服务业过渡；就业结构先是农村劳动力相对于工业劳动力趋于下降，进而工业劳动力相对于服务业劳动力趋于下降；城乡结构变化是农村的产值、就业地位始终相对下降，城市产值、就业地位则始终处于上升，即城市化率不断提高；收入结构先是由于农村就业人员下降幅度滞后于其产值下降幅度，导致农村居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收入，然后逐步趋于缩小和一体化。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早已实现之后，产业、就业、城乡结构及人均GDP已发生飞跃性的变化。产业结构的重心由工业转到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目前，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已占GDP的20%-30%；美国（1998年）、加拿大（1995年）、日本（1998年）、英国（1999年）、法国（1998年）德国（1998年）和意大利（1999年）7个最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平均比重已达70.5%，而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分别只有1.9%和27.6%。就业结构重心相应地由产业工转到服务型的脑力劳动者。2000年7个最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仅占3.3%，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27.7%，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例高达69.0%。城乡人口结构重心由农村为主体转到以城市为主体。1999年7个最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比重已占78.8%。人均GDP已达到很高水平。1999年人均GDP高收入国家已超过26440美元，其中美国和日本已分别达31910美元和32030美元。
解放以后，我国长时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工业化方针，结果虽然在较短时间内建成一个初具规模、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也造成了工业化速度慢，产业、就业、城乡人口内部和相互之间结构的严重扭曲，以及人均GNP低和收入差距大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第一，工业结构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与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相联系，我国目前处于重工业化基本完成并向高加工化阶段转变的工业化中期阶段。重工业或资本密集型工业比重较高，但轻工业或劳动密集型工业、技术密集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相对滞后。2003年第1季度，我国高技术工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仅20.7%；1958年，我国重工业占工业总值中的比重超过一半，达到53.5%，比1952年提高18个百分点，1978年和2001年又进一步提高到57.3%和60.6%。由此造成工业技术水平落后和吸纳劳动力能力低下。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产业结构层次低和竞争力不强；与1952年相比，我国工业吸收劳动力仅为5009万人，与同期固定资产（原值）增长相差6.8倍。
第二，第一、第二产业产出比重反映的工业化阶段较高。根据钱纳里等人的实证研究，第二产业的比重超过第一产业，工业化进入中期第一阶段；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20%以下，第二产业比重高于第三产业而在GDP中占最大比重时，工业化进入中期第二阶段；第一产业下降到10%左右，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达到基本实现阶段。由于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较快，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迅速。2002年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4.5%、51.7%、33.7%，第一产业比重（20%以下和10%左右中间）反映的工业化水平处于中期第二阶段与基本实现之间，第二产业比重（50%以上的最大比重）反映的工业化高于完成阶段或早已实现工业化。但除了高技术产业比重偏低（1997年占GDP2%，只相当于发达国家比重的6%-10%）和整个产业技术水平落后外，第二产业长期处于最大比重，而没有根据内在规律向更高级和吸收劳动力强的第三产业转移，导致第三产业比重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一些工业化水平低于我国的国家。
第三，就业结构反映的工业化阶段滞后。根据钱纳里等人的实证研究，多数国家工业化阶段和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变动模式。2001年，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分别为50%、22.3%和27.7%。按钱纳里等人提出的变动关系，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虽比工业初期阶段低8.7个百分点，但较工业中期阶段比重高6.4个百分点，大体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和工业化中期第一阶段之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大体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一阶段（比工业中期第一阶段低1.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虽然比工业化初期高3个百分点，但比工业化中期第一阶段低5.7个百分点，差不多相当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可见，由于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略高（工业化中期第一阶段），第一产业和脑力劳动者相对集中的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反映的工业化阶段较低（工业化初期阶段和工业化中期第一阶段之间）。特别是整个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反映的工业化阶段仅处于工业化初期和工业化中期第一阶段之间，与三次产业产出特别是第一、第二产业产出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工业化中期第二阶段和早已实现工业化）形成明显的落差，加上与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相交织，造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经济增速与就业增速之间的尖锐矛盾。
第四，城市化水平反映的工业化阶段低下。以农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集中的城市转移为本质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特别是农业劳动力首先向第二然后向第三产业转移内容是相通一致的，因而城市化水平是反映工业化阶段的重要内容，是工业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工业化都推动和伴随着城市化，同时又受到城市化的促进和配合。钱纳里对1950-1970年100个国家反映工业化水平的工业产值、工业劳动力比重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关系考察得出结论。我国的城市化速度、水平与工业化严重脱节甚至背离。1978年至1999年，主要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和乡镇企业集中度差，城市化速度年均仅为0.63%，比日本和韩国1949-1957年和1960-1980年平均速度低1.0-2.3个百分点，更低于我国工业化推进速度。
2001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8.1%，实际城市化水平只有37.7%，比钱纳里提出的工业产值比重相对应的城市化水平（49.0%-52.7%之间）至少低11个百分点； 1998年我国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23.5%，同期实际城市化水平只有30.4%，比钱纳里提出的工业劳动力比重相对应的城市化水平（49%）低 18.6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水平除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80%-90%）、世界（46.1%）和发展中国家（40%）平均落后外，也明显低于经济发展阶段大致相同甚至落后于我国的国家。根据世行统计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9年我国人均GNP3550美元，大致与菲律宾（3990美元）、埃及（3460美元）处于相同阶段，高于印度尼西亚（2660美元）、巴基斯坦（1860美元）和蒙古（1610美元），但城市化水平（30.6%）却比它们分别低27.1、14.4和9.2、5.9、 32.4个百分点。可见，我国的城市化率不仅大大低于工业产值在GDP中和工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比重所反映的工业化水平，而且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特别是落后于经济发展阶段大致相同甚至低于我国的国家水平。这不仅阻碍我国工业化速度，加剧工业化结构特别是产业与就业结构之间的矛盾，而且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收入低和内需不足等制约经济增长的一系列问题的重要症结所在。
第五、人均GNP反映的工业化阶段落后。人均GNP是反映工业化水平的综合性指标。根据钱纳里的研究，按1970年美元计算，人均 GNP280美元、560美元、1400美元、2800美元和4200美元，分别反映工业化进入初期阶段、工业化中期第一阶段、工业化中期第二阶段、工业化基本实现阶段和工业化全面实现阶段。2002年我国人均GNP825美元，换算为1970年美元还未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4147 美元，换算成1970年美元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一阶段。综合两个方面，我国人均GNP相对应的工业化阶段较低，基本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与中期第一阶段之间，落后于工业化结构（工业化中期阶段）和第一、第二产业（工业化中期第二阶段、高于完成阶段）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大致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相等。同时按库茨涅兹等经济学家考察结论，城乡居民收入及其它收入差距，工业化初期持续扩大；工业化中期相对稳定；工业化后期趋于缩小，最后初步一体化即农村居民收入一般可达到城市居民收入的85%左右。我国工业化经过初期阶段基本进入中期第一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可避免的，但一般工业化国家这个阶段差距在1.5倍以下，最高不超过2倍，而我国由1978年2.6倍扩大到2002年的4.5倍。与此相联系地区经济差距也很大，东、中、西部人均GDP由1980年的1.81：1.21：1变为1998年的2.34：1.29：1。可见反映工业化阶段的人均GNP水平比较低，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具有工业化初期的鲜明特征并为世界所罕见。
因此，必须遵循工业化经济结构变化的内在规律和原则，紧跟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和趋势，针对传统工业化特别我国传统工业化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实现工业化在工业内部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居民收入及其比例等基本面及其相互关系的新型化或根本性转变。
首先，调整和转变工业结构。构建新型的工业结构，主要是要处理好高技术工业与传统工业、技术密集型工业与资本密集型工业及劳动密集型工业关系。技术密集特别是高技术工业是工业现代化的根本特点，要加快发展，提高信息等高技术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地位和对传统工业的先导作用，扩大技术密集工业比重。资本密集型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是工业经济本身的根本性标志，要重点通过信息等技术，提高资本密集型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技术含量、效益和向技术密集工业升级能力。劳动密集型工业是工业化符合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就业压力巨大等国情的重要体现，要通过加快发展轻工业和提高工人科技素质，提高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科技水平。
其次，协调和优化产业、就业和城乡结构。新型工业化的基本特征是产业、就业和城乡结构的协调和化。要在发挥信息化先导作用的同时，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重点分别放在增效、升值和扩大上，特别要加快产业重心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改变三次产业的变动规律反常和吸纳劳动力偏低等问题。要把就业、城乡结构调整和优化的中心，放在加快第一产业和农村的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和城市的转移上，扭转第一产业及农村与第二、第三产业及城市就业量，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及城乡结构与三次产业产出的严重失衡状态，促进产业、就业和城乡结构均衡高效发展。
再次，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和降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人均GNP水平是工业化演进的基本动因和要素，也是工业化的根本出发点和归结点。要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三、以可持续发展为重要内容
工业时代是以资源为主要要素和热能、电能为主要动力的时代或能量时代，必然伴随着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等问题。历史上所有国家的工业化都概莫能外，发达国家工业化先污染的表现也正在于此。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断显露出以知识、信息代替资源、能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和主要动力的态势，资源、能源高消耗和高污染的工业或能量时代也逐步进入全新的知识和信息时代。
我国自然资源从总量说可以称之为“地大物博”，但人均拥有量大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对人类生存和我国工业化具有战略意义的淡水、耕地、森林等资源的人均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1/3和1/6；能源储量和矿产资源潜在价值人均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2，除煤炭外的大宗矿产基本都难以满足需要。同时资源耗量大和浪费严重。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能源平均利用率仅有30%左右，比发达国家低10-20个百分点。单位商品用水量比发达国家高出500多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3.5-4.0倍；木材利用率只有40%—45%，综合利用率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8；耕地“八五”期间年均减少211万亩；钢渣、粉煤灰、煤矸石、石油化工废渣的综合利用率分别只有83.7%、47%、38%和45%。
资源的高消耗和浪费以及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必然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1995年我国CO2（煤矿排放占主要成分）排放量占世界的13.2%，分别是前苏联、日本和印度的1.3倍、2.3倍和3.9倍，分别为世界、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5倍、8.8倍、 2.1倍和1.6倍。2001年，除大量的生活污染物外，我国工业废气排放总量是160863亿标立方米，其中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的排放量分别为1556万吨、852万吨和991万吨，造成大气的严重污染和30%的国土被酸雨覆盖；工业废水排放量2026282万吨，除86.3%达标外，其余277600万吨工业废水直接倒入江河湖泊，导致我国七大水系、湖泊、水库、部分地区地下水和近海岸海域不同程度的污染，赤潮发生的次数逐年增多；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88840万吨，其中未综合利用量、贮存量、未处置量和排放量分别占46.8%、34.0%、83.7%和3.3%，致使地下水及水源受到污染。
可见，在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工业化加快和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挑战，不仅较其它方面的困难更加突出，而且比早已实现和现在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绝大多数国家更加严峻，乃至美国著名《科学》杂志，2000年发出了“谁为中国提供燃料？”的世纪之问。因此必须彻底改变工业化高能耗、高污染的旧模式，使之真正转到依靠信息化和能源结构优化的与资源环境协调持续发展轨道。
（1）发挥信息化低能耗、低污染的优势。信息产业的发展是以信息为基本生产要素和动力的，不仅本身具有耗能少、污染低的优势，而且可以用来有效地降低资源型特别是耗能较大的传统产业的资源投入、浪费和污染。因此，必须加快信息产业本身的发展及其对传统产业特别是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改造力度。
（2）积极采用现代化的能源和环保科学。新能源和现代化的环保科学，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群中资源和环境保护规律的集中概括，必须结合信息化和我国的实际积极地运用和发展。
（3）优化能源生产消费结构。煤炭是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及环境的主要污染源；用于发电的比例不到30%，与发达国家比例相差1.7倍到2倍；世界上已经成熟的煤炭气化和液化技术，以及循环流化床燃烧和一体化煤气联化循环还未得到广泛采用，因此，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源保护和环境改善的关键是降低煤炭消耗的比例、加快煤炭向电力转化和实现煤炭的洁净化。石油在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中约占1/5左右，不仅污染较强，而且进口量和对国际石油市场依赖性增大。1985年和1990年我国石油出口量比进口量分别多3540.4万吨和2354.8万吨，而1995年、1999年和 2000年，进口量分别比出口量高1218.7万吨、4839.8万吨和7576.4万吨，因此，要降低石油消费的污染，加强石油替代能源的开发，减少石油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天然气与煤炭、石油等矿物相比，具有热值强、利用效率高和污染小的优势，又是本世纪将会取代煤炭、石油居世界首位的能源，但2001 年在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中分别仅占3.4%和2.5%；水电是可再生的能源和未来能源的中坚力量，又是我国居全球第一的资源，但2001年水电生产和消费只占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的8.4%和6.9%，仅为发达国家开发比例的14.4%，因此要加快天然气和水电资源的开发。此外，还要大力开发太阳能、风能、地热、潮汐能及生物能等既可再生又无污染的新能源，以及洁净、经济的核电和核聚变能。
四、以对外开放为重要条件
资本和劳动是工业经济的主要要素和动力，也是工业化和工业革命的重要条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虽具有多种道路，但除通过不同方式迫使农民和土地分离，从内部积累资本和获得自由劳动力外，都通过不同程度的殖民掠夺、对外贸易和移民，从外部积累大量资本和获得大量劳动力。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资本，除来源于“圈地运动”，还依赖庞大的海外贸易（其中以1846年6月废除谷物条例为标志从关税保护政策过渡到自由贸易政策对扩大海外贸易起了重大作用）和极广大的殖民地。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工业中心，虽然主要是靠国内市场的支撑，对出口依赖程度较低和长期实行高关税政策，但西部开发中国家出售土地所获得和大量外来移民们带来的资金，以及外国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的大量注入，转变为其工业崛起的发动机。日本工业革命后起勃发，虽然也主要靠国内资本积累，但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获得的巨额赔款，以及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推动和加速了工业革命进程。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工业化主要依赖农业积累资金，外贸依存度很低。1952年-1978年国家依赖农业积累资金累计达4452亿元左右，年均约171亿元，占国民收入积累额高达30%以上；1952年-1997年，农村流入城市资金、价值达32467亿元。外贸依存度1952年为 9.4%，以后每年均没有超过10%，1978年9.8%。改革开放以后，外贸依存度不断据提高，外资成为工业化的外部资金来源。到2002年外贸依存度达50.2%；1990年-2002年出口顺差累计19007.6亿元；1979年-2002年，合同利用外资累计9137.3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 6211.47亿美元，2002年合同外资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占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20.8%和13.3%；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0%，直接从业人员2300万人，涉外企业税收占全国税收的比重达19%。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进出口贸易和外资对我国工业化的资金和质量、结构和机制创新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