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看到我国近１００年的工业化过程，真正快速发展的还只是近２０年的事，因此，我国工业化底子还很薄。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反差，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矛盾；先进装备与落后生产方式的反差；大的总量与落后人均值的反差；高收入人群与贫困人口的反差；经济发展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仍很明显；资源环境因工业化遭受的损失仍很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等的问题。进而形成三大瓶颈：也是人们俗称的卡脖子的问题——资源、环境、人口三大类。

　　⒈资源问题——资源短缺，遏制产业发展动力

　　所有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走过了一条高资源指向的重化工业发展的阶段，我国也不可能绕过这一阶段。

　　我国石油尚可开采40年，天然气61年，只有煤炭还有220年开采期。 2002年石油进口是7000万吨，今年估计在8000万吨左右，2005年可能要突破一亿吨，保守的估计2010年中国的石油需求要达到3.2到3.5亿吨。我国石油产量只有1.6亿吨。如果海上石油能有明显的突破，未来的石油产量还能有微弱的增长；否则石油产量是非常有限的。这意味着到2010年我国石油的需求总量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部分需要通过进口来解决。其它的资源状况又是怎样呢？世界公认支撑工业化的主要矿产有45种。但我国有25种是严重短缺的。中国的人均石油资源储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成左右，人均天然气后备资源储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十四分之一，煤炭总储量比较丰富但是按人均来说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4%。

　　我国的资源问题还表现在资源的构成远不理想，但是我们95%以上的铁矿石，是土矿；2001年1.4亿吨，去年1.8亿吨。但有将近一半以上铁矿要依靠进口，有色金属中目前依靠进口同比达到60%。一次性能源的68%左右属于“三高型”煤矿，即高污染、高运输成本、高资源指向型。

　　⒉ 环境问题——污染普遍，环境安全风险增大

　　从去年的环境状况看，我国污染物的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污染相当普遍。如果不从战略上将环保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协调好环境和发展的关系，大量土地、森林、草地、水土丧失其功能，国家的环境安全将受到威胁。

　　如果国家环境安全出现危机，一些生态系统甚至出现不可逆转的灾难，造成的损失将是巨大的，并且直接影响国民的生产和生存空间，削弱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水源：珠三角3000公里主要河流普遍污染，其中劣于五类的发黑发臭的超过1000公里。

　　生态：区域自然生态体系破碎，生态赤字严重。其赤字为1.3398hm/人，而全国为生态盈余0.4。如果用绿色GDP表述，2001年珠三角环境污染损失达766亿元，占全省环境污染损失795亿元的96％。

　　大气：到2010年机动车将比2002年增加2倍，光化学烟雾总体上有继续恶化的趋势。

　　⒊人口问题———庞大人口，“三农问题”

　　1996年，九五计划之初，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是8.95%，九五计划结束的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增长速度从9%急剧下滑到2%。农业所创造的价值都被工业化消化了。有专家认为，庞大的农村人口已成为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最大障碍。于是出现两派观点，一种认为农村问题就是消灭农村，农民问题就是消灭农民。另一派则不然。

 　　前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最关键的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怎么提高农民收入呢？答案就是四个字，减少农民！简单地说，如果中国农业的人均劳动生产力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让中国农业具有国际竞争力，我们得需要多少农民呢？不超过4000万。考虑到自然条件、降水量上还存在很多约束，又是发展中国家，不能完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条件宽松一些，有6000万农民就足够了。

　　但到2002年末，中国乡村从业人员总数是4.9亿人。而北美、西亚、欧洲（主要是西欧）三大世界发达经济区一共有7亿人口，4.4亿劳动力，4.2亿个就业岗位。相比之下，最大就业压力并不是国企下岗职工，更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高潮正在向我们走来，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将成为影响新型工业化发展的瓶颈。

 　　而另一派以为，毕其功于一役的短线思想解决不了问题。中国农村还没有懂得市场经济的原始概念。五十年代提出20年经济三农问题，50年过去了，有的村集体经济从零库存变为付资产。大部分地区还是因循千古不变的牛前人后的劳作方式。

　　所以更多的专家主张慎言私有化，人家日本解决三农问题用了50年、美国70年、英国整整一个世纪。农村不能向企业一卖了之，企业改革将数千万人推向社会（实际是交给政府），企业家倒是轻装上任了，可累死了政府。如果再将数亿农民推向社会，那就是将中国推向危险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