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农业局  刘桂芳

    韩国是我国的近邻，与我国隔海相望。从 1970年起，韩国政府开始正式组织实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简称新村运动)，在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方面做出了成功的实践。1971年至1975年间，韩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万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 3.5米、长2公里至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在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生产设施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产业，实施区域开发、建设农产品流通批发市场，推进农村金融业发展、支持农民协同组织等多种措施，农村经济迅猛发展，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加。1993年，3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农村中百户拥有彩电率123.6％、电冰箱105％、汽车20.9％、煤气炉100.4％、电话99.9％、计算机6.7％，新村运动在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区域平衡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韩国的新村运动，特别注意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这也是韩国新村运动取得成功的基础。他们首先注意的是激发国民的进取精神，引导国民进行自我教育，利用典型事例对农民进行现身说法，注意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从而使新村运动最终转变为“民间主导型”的民众运动，使开发具有生命力，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韩国政府认识到农村开发事业，需要广大农民提高认识，主动、积极、自发地开展各项建设工作，政府重点进行科学的引导和扶持，即使对村民有好处的事也要先征求村民的意见，决不强制推行。同时，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韩国政府推行了一些有力的措施。一是以村为单位实施各类开发建设项目。每年2月至 3月，各村开展有计划的新村工作，由村总会研究决定具体项目内容、规模、实施范围、预期目标，村开发委员会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操作计划，如资金分配、劳动力安排、工作日程等，还要记录每天或每周的工作进度，并依此制定相关的措施，如动员村民补充劳动力，向政府通报信息，求得人财物支援和对策分析等，以保障新村开发项目按时完成。二是实施奖优罚劣的开发政策。新村运动中，政府在人财物的支援上，没有采取平均分配政策。刚开始，以村为单位，平均免费提供 300袋水泥用于村里的公共事业，根据各村完成公共事业的成绩好坏，把全国3.5万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好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第二年政府的援助物资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平均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经过几年的建设，积极参与的农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抱着消极旁观态度的村见邻近村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又从政府的奖励先进和重点扶持、援助中受到刺激，奋起直追，到1978年，全国绝大部分村都成为自立村或自助村。三是实施村民监督制度。新村运动中，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资，如何保证这些财物有效地应用到农村建设中去是政府考虑得较多的问题，他们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采取“一竿子到底”，所有的财物以村为单位申报领用，政府各部门不参与工程建设。政府每村只委派一个公务员具体负责统计工怍，并接受村民监督，政府把能否及时、准确无误地将中央分配下达的支援物资送到村里作为考核公务员素质的重要标志，公务员的晋职升薪与每个公务员在新村工作中的政绩、水平有关。另外，各村的村民代表可参与郡、面政府的有关决策会议，可以约见市长、郡守，并当面提出问题、批评与建议。 

    从我国的历史现状来看，农民的参与程度低是我国各项惠农政策实施效果不很理想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农民参与程度低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程度低。我国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以部门和专家为主体，农民一直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长期养成了依赖和漠不关心的习惯，各项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缺少政策承担载体。三是乡村机构改革滞后。乡镇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经济管理职能，忽视了服务职能，民间力量得不到发展。 

    借鉴韩国成功经验，根据我们的国情，实现农民的主体地位首先要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说话，从而激发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的自信、决心和创造性、主动性，在此基础上，农民无穷的智慧与创造力才会体现出来。 

    其次，应该重点推进村民自治和乡镇机构改革。要大力推进农民组织化进程，大力培育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即“农协”，保证乡镇机构与“农协”组织互补，让“农协”成为政府与农民之间加强联系的纽带，提高农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

     再次，应加大农民培训的力度。农民素质的高低和农民知识化进程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因此要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培训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和指导工作，提高农民参与乡村事务管理的能力、水平。 第四，创新奖优罚劣的竞争机制，完善村民监督制度。